詹前倬（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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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研究唐、宋中國，成就斐然，享譽國際，其著述跨足文學與史學，深耕宋代政治史與史學史。1975年取得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學位後，曾任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與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系，1980年轉任紐約州立大學奧巴尼分校中國研究學程（Chinese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協助該校建立東亞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並任教至今。筆者有幸求學於蔡涵墨教授，返臺前請教授分享治學經驗，茲將內容簡譯如下，以饗學友。
採訪日期：2019年5月15日
地點：U. at Albany蔡涵墨老師研究室
（ Humanities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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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如何走入中國研究？
答：我最初的學術興趣是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緣起於家父意外得來的一份工作。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後，在世界各地設立藏傳佛教寺院，以提高藏傳佛教僧侶的曝光度，也增進世界對西藏處境的認識。其中，有4名僧侶被指派到紐澤西。當時就讀高中的我與家人住在紐澤西中部，身為高中英文教師的父親意外要去教授這4位西藏僧人英文。由於地點離我家並不遠，我便跟著去了幾次。過程中，我對西藏產生很大的興趣，尤其是西藏歷史與藏傳佛教——我決定要在大學學習這門學問，但選擇過程並不順利。我1964年高中畢業，當時美國只有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與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設有西藏研究。當我煩惱於申請學校時，我聽說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即將創立新的西藏研究學程。我寫信詢問學校，證實這消息，並得知他們剛從歐洲請來畢少夫教授（Friedrich A. Bischoff，1928-2009）——他是影響我最深刻的老師——且他將從1964年秋季起教授西藏研究與漢學。於是，我決意申請印第安納大學，並成功進入該校。由於新設立的西藏研究學程僅供研究生修習，所以我選擇東亞語言與文化（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作為主修，並以中文為方向。
大學畢業後，我仍有興趣從事西藏研究，便進入烏拉爾與阿爾泰學研究所（Department of Uralic-Altaic Studies）碩士班，請畢少夫擔任指導教授。碩士論文處理唐代和親議題，聚焦於710年金城公主和親吐蕃。[1]由於畢少夫曾在巴黎讀書，他希望我至少花一年在巴黎向西藏學家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學習。遺憾的是，她在我預計前往的那年春天過世。後來畢少夫幫我安排改去德國波昂（Bonn）待了一年。當我回到印第安納時，畢少夫兼任兩個系所的教務，十分忙碌，無法指導我攻讀博士。他建議我選擇東亞系，跟隨柳無忌（1907-2002）攻讀中國研究的博士學位。修課期間，我對中國詩萌生興趣，進而決定在博士論文中探討韓愈（768-824）的詩。柳無忌是我第二位重要老師，他的父親是詩人柳亞子（1887-1958），與毛澤東（1893-1976）頗有來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柳無忌來到美國，陸續於耶魯大學、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任教，最後落腳於印第安納，並在此建立東亞研究系所。他是全才型的中國老紳士，人很仁慈親和，研究上專攻元代戲曲，對中國文學也有通盤了解。事實上，正是柳無忌將畢少夫請到印第安納，兩人在任教期間有許多合作。畢少夫引介歐洲學者對待中國研究的態度與看法，柳無忌全面講授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歷史，兩者提供的訓練相輔相成，幫學生打下扎實的基礎。我們有一個小而互動密切的研究生群體，畢少夫跟柳無忌都非常仁慈，也非常理解學生的處境，經常鼓勵學生合作互助。目前學界中能見度最高的或許是倪豪士（William H. Jr. Nienhauser）與我，我們自研究所時期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倪豪士近20多年來致力完成《史記》英文全譯本，這是一項浩大的翻譯工程，該系列的第11卷於2019年夏天問世，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發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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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少夫（Friedrich Alexander Bischoff）教授。
（其生平可見追思文章，連結由蔡涵墨教授提供） [3] |
畢少夫深受歐洲古典學的訓練，通曉希臘文與拉丁文，曾在法國跟隨漢學泰斗學習，師從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與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 1891-1980），兩人的取徑皆屬文本導向（textually oriented）。畢少夫主要講授兩門課，首先是「漢學方法」（Sinological Methods），教導學生歐洲漢學的方法論與目錄學。畢少夫指定不同的漢學家，要求學生閱讀他們的文章與作品，說明這個人是誰、做什麼研究以及為何重要。畢少夫也用這門課來訓練學生的教學技巧，因為他相信如果要以學者為業，必須具備教學能力。報告的評量不僅依據內容的好壞，也考量呈現的方式與效果。他經常問：「人們能否理解你？人們能否聽清楚你的聲音？」他總是坐在教室最後方，觀察你在黑板上的字跡是否清晰，足供辨識。如果他聽不到你的聲音，會大聲告誡：「如果沒人能聽到你的聲音，你就失敗了。」（“If nobody can hear you, you fail.”）這非常有用，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開始教學前唯一的訓練。
另一方面，他讓我們閱讀文獻，並指導我們使用工具書查找文義。1960與1970年代沒有電腦、資料庫，只有紙本材料。好在當時印第安納大學的圖書館有非常好的中文館藏，我們每週在圖書館見面兩次，通常都要花3到4小時，以非常老派的方式查找資料。我們主要使用《佩文韻府》與諸橋轍次（1883-1987）編纂的《大漢和辭典》這兩套書，後者的解釋皆是日文，對多數只學過一年日文的學生而言，難度很高。畢少夫要求學生提供鉅細靡遺的文本知識（textual knowledge），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記錄查詢的過程。他會提出文獻中的句子，詢問每位同學如何解釋，以及如何查找到這個解釋，一直問到沒人有更多想法。我們也討論各自找資料的方式，檢討為何我找出這個解釋而其他人沒能找到。在此條件下，經常一個半小時只討論一個句子。基本上這仍是我今日做研究的方式。當然，現下所有東西都放在網路上了，方便許多，但過程大抵相同，即在更早的文獻中尋找複合詞的意義。這牽涉到前近代中國文學中，尤其是詩學的一個基要部分——引用（quotation）。在我討論韓愈的專書中，我將「引用」發展為「記憶庫」（memorization corpus）這個概念。為了通過進士考試，所有人都需要去記憶由國家決定的定量資訊——這創造了一種語言（language）。如果你讀杜甫（712-770）的作品，可以發現他經常徵引《文選》，這是因為他曾經為了考試讀《文選》。重要的並不是杜甫以此方式書寫，而是其他人也如杜甫一般。我們今日讀到典故，必須查詢方能知道意思，但是對大多數唐代人而言，這些已經在他們的腦中，輕易就能識別出典故。不光是詩，正式的政府檔案或官方文書也經常「引用」，而這些用法必須被恰當地理解，我是從畢少夫的課學到這些。我還記得在柳無忌的中國文學研討課（seminar）中——我第一次自己選題作課程報告，做自己的研究——我找到為金城公主送行的詩集，作者多為重要官員，而詩作大多是絕句，於是我開始閱讀與翻譯。我印象很清晰，當我讀到第一首詩並去對照《佩文韻府》，有個「引用」來自《漢書・匈奴傳》，講匈奴領導者與和親。這是我第一回見識到，一個典故將較早文本中的意義帶到較晚出現的文本。顯然，作者不是只因為典故有知名的來源就引用，而是有意如此設計。當時彷彿有一道光照亮我，帶給我啟示，使我終於理解「引用」如何在中國詩學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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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初版1986；新版2014) |
畢少夫的另一門課是百分之百的閱讀研討課。內容是其當時感興趣的任何材料，而他當時相當著迷於「賦」。他對如何定義此文體有個清楚的構想：他認為每首賦都有兩層意義，即兩種字面的詮釋，而這兩種意義與詮釋在通篇文本中是相符與連貫的。賦的翻譯只能提供我們其中之一的意義，當我們閱讀賦時，不能只理解一種意義，還要想到第二種。這實在很困難，逼迫我們去精讀每個字詞與典故。這一構想最終發展成他的一本專書《釋賦：中國文學修辭的研究》，書中他除了翻譯唐宋時期主要的賦，也詳細說明這些賦的兩層意義。這本書出版後招致許多批評，幾乎沒有人認真對待他的閱讀態度。但是對於訓練學生而言，這種閱讀態度非常有效，因為我們需要從不同角度閱讀文本，能夠真的觸及文本的底層。我基本上是從這裡學到如何研究，以及如何讀出一份文本的最多可能性。
舉例而言，我的博士論文討論韓愈，但既非處理他全部的詩，也不是全面探討韓愈的詩學。我獨獨聚焦於「秋懷」這一系列的11首詩，考察其中的語言（language）和典故（allusions）。文中我提出「典故領域」（allusive field）此一思路，說明韓愈為了使不同詩的題材緊密關聯，將所有的「引用」與「典故」有機地組織起來，形塑出幾個主題——這是「秋懷」系列的界定性特徵（defining feature）。許多學者不喜歡引用，因為他們覺得引用僅是使用前人用過的字詞，限制甚至扼殺了書寫者的創意。我認為這是種誤解。假如一位詩人只是非常直白地引用，他的詩作可能不是好的作品。然而，如果他能有創意地使用，改變它、扭轉它，或甚至完全操縱（manipulate）它，在讀者可以識別的限度內翻轉其意義或使之成為諷喻（irony），讀者清楚它的出處與原文段落，將會認為這是聰明之舉。這正是蘇軾（1037-1101）與杜甫非常知名的緣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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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he Fu: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Rhetoric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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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讀者並不欣賞真正偉大詩人們的這一面向，這是因為那些與他們同時代的平庸之人所寫的詩作，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使得大多數人不易領會偉大詩人的典故運用究竟有多麼別出心裁。在這些偉大書寫者的手中，引用能夠非常有創造力地增添作品的趣味。採取這樣非常文本細節（textually detailed）式的處理手法，所造成的結果是我在寫完博士論文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立即出版。我知道自己需要寫一本專書，又發現當時沒有任何歐語寫成的韓愈專著，於是我決定擴展論題，寫一本專著討論韓愈個人。然而，韓愈不僅是位詩人，同時兼具散文家與政治家等多重身分。我必須閱讀他的散文，且深入唐代思想史與政治史，這些工作相當繁重，讓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書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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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藏蔡涵墨教授博士論文：“Language and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Han Yü: The Autumn Sentiments”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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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能否談談您在臺灣教書的經驗？
答：1975年的夏天，我離開鍾愛的印第安納。除了造訪德國的那年（1968-1969），我一直待在此地長達11個年頭（1964-1975）。1975年的就業市場並不理想，經濟蕭條加上越戰的影響，沒有太多職缺，於是我決定前往臺灣。到了臺灣，我很快便在美國新聞處（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找到英文編輯的工作，這個單位現已裁撤，不過當時美國仍認可臺灣為中國，維持正式邦交。新聞處下轄一個大部分，發行中英雙語的《學生雜誌》（Student Magazine），目標讀者是中學生與大學生，幫助他們學習英文。當然，這也是宣傳美國的方式。我持續做了幾年，直到大使館有人將我介紹給臺大外文系主任侯健（1926-1990），他當時似乎身兼文學院院長。我被雇用是因為顏元叔（1933-2012）將要休假，需要有人繼續教他負責的課程。事實上，這是我第一份教學工作。我未曾在美國教過書，也沒當過教學助理。我教授「英國文學史」的第一部份，從《貝奧武夫》（Beowulf）到塞謬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等到顏元叔休假結束，他再從約翰生講到現代文學。同時，我也教「英語會話」與「英文作文」。侯健告訴我，如果我希望開研究所課程也可以安排，我便加開一門研討課「盎格魯薩克森語言」（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Language）。我在高中與大學階段，曾經著迷於盎格魯薩克遜文學，像是《貝奧武夫》與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大學一年級時我幾乎要主修英國文學，後來在多重考量下，我選擇了中文，但依然保持對英國文學的興趣。不過開這門課並不容易，因為我沒辦法在臺灣取得任何相關書籍，必須請家母在美國買書寄給我，像是《盎格魯薩克森文法導論》（Introduction to Grammar of Anglo-Saxon Language）。對於現代英文的使用者來說，盎格魯薩克遜可以說是一種外語，比較近似日耳曼語（German）。然而我相當驚艷這幾門課的學生表現如此優異，即使在難度較高的研討課中也相當出色，他們是我教過最好的學生。顏元叔回來之後，系方讓我轉為專任，使我有機會繼續待在臺灣。我很享受在臺大教書、研究，也與一些中文系的教授建立了關係，像是專精唐代文學的羅聯添（1927-2015）。羅先生研究韓愈非常知名，而我當時正在拓展韓愈研究，我喜歡與他往來，且經常得到他的幫助。
當時羅斯福路上的學生書局，就在臺大正門對面，所有外籍學者總是聚集在那裡。有位黃新新女士，對於外籍學者非常友善且給予許多協助。她不單幫人找書，還介紹外籍學者與臺灣學者來往。學生書局儼然成為整個外籍學者社群的聚會所或沙龍（salon），我曾經幾乎每天去那邊，尋找書籍或與人碰面。在臺灣生活的日子裡，這是我重要的社交面向。我在臺灣期間曾發表過文章，比較韓愈與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文章的緣起很值得一提。1975年來到臺灣前，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因應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前往日本，開始招募替代人選。我前去應聘，準備做一回演講，內容自然是以韓愈為主。一段簡短的談話發生在我演講前的十分鐘。我在洗手間遇到夏志清（1921-2013），夏先生告訴我：「你知道嗎？裡面的人對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很有興趣。」我當時腦中只有韓愈，但因為夏先生告知委員會對於比較研究的興趣，如果我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候選人，最好就這個方向來談。那時我的腦海中就只浮現艾略特，於是我的演講便從兩人的比較開始談起。或許因此我沒有得到工作，但我仍認為這個問題很有趣，便持續地思想，直到足夠寫成一篇文章。[4]
問：您如何從唐代文學研究走入宋代史學？
答：這在我的生涯中是有趣且重要的轉折。首先，我在奧巴尼教書，此處東亞系沒有研究所，對於個人的研究領域也沒有定義死板的界線（parameter）。如果我在大型研究機構工作，裡面已經有人從事宋代研究，我將不可能轉變。除了體制因素，我的研究興趣與當時的學風也促成這個轉折。因為撰寫博士論文，我對寓言與諷諭很感興趣；也因為畢少夫的訓練，印第安納出身的學者多數熱衷於「第二敘事」（secondary narrative）與「字裡行間的含義」（implication between the lines）。不過，當時多數的中國詩學研究者並不關切這些，尤其在美國，因為大多數認真處理中國詩學的地方都仍被「新批評」宰制。大抵而言，「新批評」是一個戰後發展的文學學派，關鍵概念是「只能看文本」與「文本是神聖的」，所以研究者不能帶入「傳記細節」（biographical details）或「注疏」（commentary），所有我們需要知道的都已經在文本中。當時的人或許不是堅定地屬於「新批評」，但他們的同事、交談的人大多都是。那年代的3個主要中國詩文學研究中心分別由哈佛大學的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耶魯大學的傅漢思（Hans Hermann Frankel, 1916-2003）、以及史丹佛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領導。簡單來說，當時沒人對我想研究的感興趣。如果我們帶入一些概念或傳記資訊，得到的反應是：「文本中沒有，所以你不能這樣講。」是故，我開始尋找能證明作者意圖的證據。宋代的文字獄次數相對較多，且確實有審判（trials）。人們因為自己寫過的詩作受到正式的指控，最出名的莫過於「烏臺詩案」。蘇軾被指控曾經寫詩批評、誹謗皇帝，雖然當我們讀詩作時，這些意涵並不明顯，但是他卻認罪自白了。《烏臺詩案》是這個案件的部分正式檔案（dossier），蘇軾在其中解釋他的詩作。宋代有這樣顯示作者權威性（authority of the authors）的證據：作者自己闡明詩的意涵。這成為我第一份處理宋代材料的作品。[5]我的下一步轉向秦檜（1091-1155），投稿到《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他們將文章送到一位思考周全、非常注重細節的審查人手上。他認為，在我寫成文章以前，需要更深入解讀資料，考慮所有關於秦檜的說法有多少可信度（reliability）。我將閱讀唐詩的方法帶來閱讀宋代歷史文獻，發現第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文本有很多版本，而比較不同版本是可行的研究方式。版本比較使我們得以見證文本在不同版本中隨時間改變。這是我研究的一個主要焦點，也是我即將出版的專書中一個主要課題。最終這篇討論秦檜的文章在1998年刊出，可以說是我對宋代史學興趣的起點。[6]
我在投入這項研究後就不再處理唐代詩學，轉折（transition）至此已經完成。我開始與宋代研究者們合作，並且發覺這一研究群極為友善，非常歡迎新同僚加入。1998年的那篇文章很受歡迎，尤其是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相當欣賞該篇文章。我很早就認識杜希德，是他幫助我的專書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大約在2000年時，杜希德看到我關於秦檜的文章，他那時正在編輯《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宋代卷，便問我是否有興趣撰寫其中一章。我感到相當榮幸，答應加入這個計畫，也因此認識許多人，像是韓明士（Robert P.W. Hymes）、韓森（Valerie Hansen）、賈志揚（John W. Chaffee）以及在杜希德逝去以後成為宋代卷編者的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
問：能否談談您與其他學者的合作經驗？
答：美國的宋代研究圈（Song group）很小，但連結非常緊密。「宋元學會」（The Society for Song, Yuan, and Conquest Dynasty Studies，下簡稱「學會」）緣起於1970年代，由劉子健（James T.C. Liu, 1919-1993）倡議，任何人都能申請成為會員，沒有資格限制。學會最初僅發行通訊（Newsletters），後來改成《宋元學報》（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下簡稱《學報》）。我的同事何瞻（James M. Hargett）曾擔任《學報》主編將近十年，事實上，我們就在我的這間辦公室內編輯刊物。2000年，時值《學報》30週年紀念，何瞻請歷任主編寫一頁的回憶或感想，刊載在該期刊物的頭幾頁。
我很高興能與學會連結，也為之撰寫多篇書評與回顧。對於英語世界，乃至廣大使用西方語言研究宋代的學者，學會是很重要的媒介（vehicle）。我們很幸運有許多出色的主編，且不受商業出版社的控制，可以完全自由獨立地決定期刊的份量，出版篇幅可達300頁以上，這是很多受商業出版社管轄的期刊所不能做的。除了出版《學報》，學會的另外一場年度重頭戲是在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的聚會，應該也是完全開放，不限於會員。每年聚會都會請參與者介紹自己，以及正在進行的研究。有些指導教授也會帶研究生參加，向大家介紹新血。對於青年學者而言，這是個進入眾人視野的好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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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涵墨教授找出《宋元學報》30週年紀念特刊與訪談人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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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與青年學者合作，《學報》現任主編提出一項有趣的計畫。2017年在萊頓大學舉辦的第2屆「唐至明中國人文會議」（Second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ese Humanities），不少青年學者組成小組（panel）參加。鑑於年輕學者文章的卓越品質，主編諮詢學會的資深成員，挑選出7、8篇文章，打算集結在《學報》出版專號。具體措施是邀請4位資深成員與撰文作者合作，在編輯過程中幫助他們使文章成形，我受邀與其中兩位學者合作。多數青年學者來自臺灣，有陳雯怡、張維玲、童永昌以及熊慧嵐，他們的文章都非常出色。此外，由於奧巴尼的東亞系沒有研究所學程，我可以非常有選擇性地在青年學者中尋找合作對象。我很幸運能夠與一些學問扎實且互動非常良好的研究生共事，主要來自哈佛大學。第一位是宋家復，後來由李卓穎、劉光臨接續。羅褘楠在哈佛時，我也十分享受與他之間長期且相當多產的學術互動，如今他任教於北京大學。
問：您的研究還受過哪些研究（者）影響？
答：我並不是一個理論愛好者，因為我並不從任何預設的理論觀點來接觸歷史。我的取徑可說是重度的文本導向，不過我的態度本身也代表一種理論取徑。簡單來說，很多歷史學者嘗試找出「事實」（facts）；於我而言，「事實」從屬於「文本」，因為我認為事實可以被操縱（manipulated），大多數被學者接受的歷史「事實」，實際上是較早發生的事件被事後創造的圖像或投射。其二，因為這些事後圖像是通過語言創造與傳遞，可說是「文學創造物」（literary artifacts）；這些文物可能隨時間遞嬗而改變。早在1998年我寫秦檜的文章時，此一取徑便已然成形，我後來也發現它暗合後現代理論家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與「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儘管我受惠於這些概念，帶給我更多啟發的，或許是一些比我更資深或同一代的研究者。
我在臺灣教書時還未開始研究宋代，還不認識王德毅。後來在處理文字獄的課題時，經由黃新新的介紹，我才與王德毅取得聯繫。他的作品品質非常好，很有影響力，《李燾父子年譜》是驚人的扎實之作。黃寬重也影響我的研究，尤其是他對於南宋重要性的評估。我們對於北宋的知識皆是來自南宋，因此必須因應兩者的差異調整見解。當我們對南宋有更多認識，也將會更了解北宋。另外，我也閱讀方震華的研究。而鄧小南的《祖宗之法》是經典之作，是宋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書之一，無論誰問我讀宋代史該讀什麼，我總是推薦這本書。「祖宗之法」是個極重要的課題，我原先打算寫一篇文章談它，不過在那本書出版後，這個念頭就打消了。鄧小南找到所有好的證據，而我收集到的材料都已經陳列在她的書中，甚至還有更多我沒看過的資料。
問：能否談談您即將出版的專書？
答：這部書題名為《宋朝歷史的塑造》（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由相互形構的兩卷組成。目標讀者不限於歷史學者，也包含其他學門的宋代研究者。要言之，第1卷《資料與敘事》（Sources and Narratives）建構宋代史學論述的歷史，細節性地闡述宋代歷史編纂學與主要的現存纂輯。第2卷《治理的結構》（Structures of Governance）呈現論述背後的社會與政治現實，提供一套關於治理結構、政治與思想的整合性理論。儘管聚焦於宋代，本書的資料與相關課題從中唐跨越至元代。
近20年來，中國學者推動「活的制度史」，已經取得值得注意的進展。[7]相關學術作品將制度或機構理解為動態且活躍的有機體，它們能夠在相互聯繫的「過程」與「關係」網絡中，與彼此曁社會中的其他元素互動。我將相似的見解應用在宋代歷史資料本身。此一嘗試稱作「活的歷史編纂學」（living historiography），認為歷史作品之編纂者（compilers or editors）、抄寫者、印刷者乃至讀者的社會與政治過程與關係形塑了歷史作品，視歷史作品為不斷改變的動態創造物。這樣的嘗試牽涉到前述的理論取徑，而我過去發展與運用此取徑的成果，已經被翻譯集結成書。不過，《資料與敘事》是首次參照當代解構主義式史學的基本概念，大範圍地考察宋代歷史作品，嘗試分析宋代史學的支配性修辭特徵。《資料與敘事》始自一項細節式考察，針對以宋代官方史學遺跡的面貌留存下來的4部主要原始資料集：《宋會要》、《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與《宋史》。我推斷南宋的道學運動生產出一種獨特的後設敘事，將朝代史構建為道德與政治的競逐，發生在道學運動的儒家追隨者同各式各樣的反對者之間。迨朝代終結，服膺道學的史學家已經成功地在更為中性的原始資料纂輯上疊加這層敘事。
基於這項考察與分析的成果，《治理的結構》開發一個新模型，去理解宋代政治史的支配性動態機制與其底層結構，試圖帶著理論視野，具象地描繪宋代帝國政治：宋代政治情勢浮現出的是兩套截然不同卻相連扣合的治理模式，我分別稱之為「技術官僚模式」與「儒家模式」。對於宋代建立者自晚唐五代的先祖所承繼下來的治理模型，我將之安置於「技術官僚」這一範疇；1030年代起，服膺儒家者挑戰此一模型，一系列的挑戰產生出一體的政治典範與制度，則被我歸屬為「儒家」。《資料與敘事》中所描述的歷史編纂之後設敘事，正成長於、也映射出此兩種衝突的治理模式間的持續鬥爭。我隨後便證明這兩組治理概念如何保持在緊張狀態下共存到朝代的終結。這一框架容許我去重估宋代作為「儒家統治的時代」之本質。我在第2卷總結道，雖然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在宋代早期的興起標示了中國思想與政治史上的關鍵時刻，服膺儒家的官員們不斷與其他斷然非儒家的行動者競逐，前者最終沒能成功掌管與控制國家的官僚體系，也未能有效管理國家的經濟資源。
考慮到時序集中於宋代，我希望這本書至少在下列3個面向，能提供比較性的有趣材料給研究中華晚期帝國的學者。首先，中國的官方歷史書寫與政治鬥爭的交錯也發生於唐代以降的其他朝代。這所造成的問題是，歷史學者必須學習閱讀字裡行間的涵義，尋求理解文本的複數意義。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交錯持續至今，北京方面當前的努力生動地證實這一論點——他們正在生產一部官方認可的清代史。其次，君王制的歷史在中國仍然太常被寫成像一本簡單目錄冊，記載繼位皇帝之個人傾向或癖好，忽視了君王制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其複雜的內在動態機制。在理想的帝國結構中，君王制的所有元素由身富強烈陽剛氣質的皇帝所掌控，而事件如明代的宦官專權或清代的慈禧太后掌政，則以結構的反常毀壞之姿登場。我對君王制的構想重視其作為宋代技術官僚治理模式的中心之整體性質，並強調在宋代政治文化中帝國女性有權勢，甚至作為根本的利害關係人之角色。此一動態、資源豐富且多層的君王制圖像或許可以幫助解釋，何以君王制的存續作為一界定性的中國體制直至現代。
最後，11世紀儒家復興與道學轉型，究竟對宋代以後的中國有多少影響？一種仍然富有影響力的負面意見堅稱，受到明代早期專制的煽動，逐漸增強的嚴格儒家正統催生了教條的與政治的威權主義。一直到現代，此一威權主義持續扼殺替代的聲音（alternative voices）。許多學者將他們自身的傾向投射回他們假設的起源：宋代，甚至是朱熹本人。然而，我對宋代治理深層結構的分析顯示，從范仲淹到南宋道學宗師等服膺儒家者如同尖銳的現狀批評家，持續倡議治理不應由皇權獨斷專行，政府決策應當存在一個常在且某種程度透明的諮議過程。這些倡議——雖然經常為自身服務，或係從宋代黨爭的爐缸中熔煉出來——確認了政治異議具有建設性，可能軟化技術官僚治理較為生硬的標準。在此一脈絡中，一如我曾寫過的：「宋代不僅僅是中國過去的一個關鍵時代，它同樣也塑造了中國未來的節點。」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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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嚴粧：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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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這本書完成後，您還有什麼計畫？
答：新書的第2卷提出技術官僚模式與儒家模式的分別，我認為能夠非常明白顯現兩種視域的歧異之處是「財政」（finance），因為這兩組人對於國家與經濟活動的關係有非常不同的見解。我開始思考這一課題，是在劉光臨來到奧巴尼與我合作時，那段時間我們一同閱讀大量經濟相關的材料，我因而收集了許多政府財政的史料。限於篇幅，這部分的討論沒辦法納入現在這本書。我希望能寫一本《宋代財政》（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Song Dynasty），類似於杜希德在其生涯初期寫成的經典《唐代財政》（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一書。這是我的退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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