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易澄　

「中國經濟」是清末以來隨著政府與民間經濟活動越來越密切的聯繫互動中，逐漸建構出來的空間，甚而在20世紀成為人們關注的重心。圍繞著這個空間，開啟了一套知識生產、制度安排，以及一連串伴隨新的國家想像的政治工程。本文將探討近代中國治理型態的重要變化：政府對民間經濟活動的直接治理。透過經濟知識生產，以及第一線工作者的困惑、思考與可能性，考察這一治理型態的轉變過程與歷史意義。

在晚期中華帝國，政府透過各種非正式組織與中間人，如士紳、專賣商人、胥吏、牙官，間接掌控民間經濟活動，這套體制使政府能以精簡的官僚隊伍統治龐大的帝國。然而，從清末到民國，隨著內外危機，各種非正式組織的職能與其財政要求越發膨脹，政府與民間經濟活動的連結越來越密切，而來自世界貿易體系的衝擊，使帝國內部行政體制缺陷更形惡化。此時，一種新的治理型態逐漸浮現：量入為出的財政，轉向量出為入；無為的除弊節制，轉向有為的建設政治；傳統分層而間接的統治，轉向全面而直接的治理。

上述現象使得中國國內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整體，開始被思考。一套新的關於經濟的整體知識、相伴的制度安排與權力關係，在摸索中逐漸開展。其中並存著兩種相反而相依的傾向：由上而下全面榨取的行政控管，以及透過知識調查，按照經濟領域自身的法則來治理。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行政能力不足，民間經濟活動鬆散而缺乏組織，財經官員與社會科學工作者困惑之餘，發現在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經濟」，這促使他們跨出移植的近代西歐知識框架，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的本質。從清末的財政清理開始，身處第一線的人們，既感到民間經濟組織之混亂、政府介入之必要，又察覺政府專斷管制的失效與危險。在專制與無序之間，他們試圖生產一套貼近經濟活動本身的知識，以劃定介入與放任的界線，並從中建立一套制度，將政府與民間納入其中，使公權力與民間經濟活動互相支持，也互相制約。

將這個未定型的政治－經濟空間化為有效知識的努力，在1920年代後半到1940年代達到高峰。面對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繼之而來的戰爭，在合理化中國經濟組織的目標下，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實地田野調查到總體經濟分析，來自西歐歷史經驗的經濟理論與知識工具被一一改造，以認識並回應中國的現實。

在1940年代的尾聲，在內戰與通貨膨脹的現況下，國家權力的強化，意圖加深對經濟活動的控管，反而導致經濟失序。這一方面將整個中國推向思想激進化的浪潮，另一方面也促成對整體性知識的嘗試，以回應現實。其中一群人，從總體經濟知識的公共討論出發，詢問什麼樣的干預是合適的，並就此思考國家的可能樣貌。 另一批研究者，更進一步走向「跨出經濟領域的經濟治理」的思考。他們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放在歷史脈絡中，察覺構成經濟領域的種種組織與制度並不只是經濟自身邏輯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實踐的結果。有效的經濟重建，需要一個由所有經濟活動者共同參與生產的公共知識。

1949年後，這個空間為黨國的單一聲音所回答，整體知識的生產與其公共想像的構築戛然中止。然而，中共當局卻也發現，在表面上一目了然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仍有各種看不見的經濟要素無法掌握。政府規劃與民間經濟運作的落差，並不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想，將被革命解答。當經濟知識生產被全面控制，失去公共討論，政府仍然不得不去思考「國家」與「經濟」的關係為何。 這些問題，最終在1980年代以建立市場經濟制度作為答覆，但是那些在國家與經濟建構產生的巨大知識中未能被納入的事物，並不因此消失，仍有待釐清。

（指導教授：黃進興；2017年10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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