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窈（臺大歷史系教授）
臺灣在1945年8月以後，因為發生統治上的大轉換，新的政權以國家力量刻意割裂臺灣的過去，戰後有半世紀以上，臺灣的學童無法在學校學習臺灣歷史，導致很多現在位居要津的人士，對臺灣的歷史沒有什麼認識。臺大也是這個歷史認知上嚴重割裂的一環，雖然校方將臺大校史上溯到1928年，今年也在慶祝90校慶，但是臺大人對這九十年的校史，有基本認識嗎？
如果您到校園隨機詢問臺大人：「臺北帝大收不收女生？若收女生，您知道誰是第一位女學生嗎？」你想你會獲得怎樣的答案呢？不要範圍那麼大，你若去問歷史系校友：「您知道歷史系最早的畢業生是誰？是男生還是女生？」包管絕大多數人答不出來。因此，在這裡我們就要來介紹本系第一位畢業生，也是戰後1947年7月文學院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還是位女生呢！
這位女生是張美惠（1924-2008），她是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專攻的唯一女生，更可能是臺灣最早利用荷蘭文獻撰寫文章的人！「最早」、「唯一」，又是「女性」，在女性主義還算受重視的今天，實在值得我們來認識她。
張美惠生於1924（大正十三）年9月9日，本籍地臺北州基隆郡瑞芳街，父親張文伴（1898-?），母親謝氏漢，她是長女，下面有2個弟弟、3個妹妹。張文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大稻埕開設醫院──「蓬萊產婦人科」，謝氏漢畢業於靜修女學校。張家信奉天主教，祖先來自福建泉州。由於生在醫生家庭，張美惠在臺灣接受相當完整的教育：1929年進入私立臺北幼稚園，為期2年；1931年4月就讀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1937年4月就讀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四年制）。在當時，一個臺灣女性能擁有高女畢業的學歷已經非常難得了，張美惠更上一層樓，1941年4月到東京進入聖心女子學院高等專門學校就讀（1944年改校名，去掉「高等」二字），豫（預）科1年，本科2年；入學時是國文科，後來轉到歷史科。這是天主教聖心會系統的學校，日本皇后美智子就是該校畢業生。1948年該校改稱聖心女子大學，是日本新學制下第一所女子大學。
張家在1942年5月1日改姓名，改用日本姓「長谷川」，張美惠改名長谷川ミヱ，「ミヱ」（Mie）就是「美惠」的日文讀法。弟弟張寬敏（1926-2014）改名長谷川博重。1944年張美惠在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第三學年時申請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張美惠選擇申請臺北帝大，且以南洋史學作為學習領域，有一段略為曲折的故事。
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都不收女生，東北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以及九州大學有收女生，但人數非常少。臺北帝國大學創立後，也收女生，第一位「異例女性學生入學者」是1931（昭和六）年文政學部錄取的大森政壽（文學科英文學），她是京都同志社女子專門學校畢業生，在當時成為報紙熱門話題。臺北帝國大學從1928到1945年共有9位女學生正式入學（本科生）；另有16名「聽講生」、4名選科生。9位本科生中有3位是臺灣人：林素琴（哲學科西洋哲學）、張美惠（史學科南洋史學）、曾氏麗珍（農學科植物學），都是1944年入學。
張美惠就讀聖心女子學院高等專門學校時，就顯露學術研究的潛力，深獲臺北帝大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1897-1983）賞識。金關教授是《民俗臺灣》創辦人之一，張美惠投稿該刊，1942年4月號起，發表〈臺灣の家庭生活〉（上、中、下），其後又發表〈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回顧祖母之死〉），並在「點心」專欄有則小文，回應國分直一（1908-2005）的文章〈沈鐘〉，提示天主教臺灣傳教相關的材料。張美惠的〈臺灣の家庭生活〉一文引起注目，在戰前能在《民俗臺灣》這種類型的刊物發表作品的女性非常少，何況又是具有學術意味的文章。那年（1942）暑假張美惠回臺省親，金關丈夫和編輯同仁設宴款待，讓她受寵若驚，其後金關教授到東京時會和她聯絡，邀她一起看展覽，非常器重她。當她考慮就讀大學時，金關教授建議她申請自己的母校京都帝國大學，但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都不收女生。由於張美惠對近世初期日本對外關係史和東亞交涉史有興趣，而當時甫獲帝國學士院賞的岩生成一（1900-1988）主持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講座，她於是選擇申請該校。此外，在口述訪談紀錄中，張美惠提及她的課堂報告曾引用岩生成一的論文，聖心的老師海老澤有道（1910-1992）遂鼓勵她申請臺北帝大。
1944年張美惠申請臺北帝大時，預定該年9月從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畢業。我們在文政學部檔案的「昭和十九年度入學願書」（入學申請書）中，可以看到長谷川ミヱ申請入學的推薦狀（推薦信）及相關資料。推薦信由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校長吉川茂仁香（1906-1970）撰寫，收信人是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安藤正次（1878-1952）。吉川校長是修女，日本著名女子教育家。推薦信這樣寫：「右者擬入學貴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由於具有充分學業、得完成貴學學生之名之本分者，茲推薦也。」日期是1944年6月21日。同一檔案包括「身體檢查表」、「成績證明書」，以及吉川校長署名和簽章的「調查書」，內容翔實。長谷川ミヱ的成績很好，幾乎都是「優」（當時成績分優、良、可三等級）。在須填寫的文件中，有「同一學部內之學科志願順位」一欄，共10格，長谷川ミヱ只填了3個志願，依序為：南洋史學科、國史學科、東洋史學科。也就是說，長谷川ミヱ申請進史學科，最想讀的是南洋史學。比較奇特的是，長谷川ミヱ進入臺北帝大後似乎就用原名張美惠，原因不明；理論上改姓名之後，新姓名就是正式的姓名，公家文書不會再用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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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惠1944年申請就讀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的推薦信（右）與志願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張美惠和她的弟弟長谷川博重（張寬敏）同時入學臺北帝大，弟弟就讀醫學部。1944年已經是到了戰爭末期，學校很難正常上課，1943年10月1日入學的學生，2個月後就入營了，在學時間極短。1944年攻讀南洋史學的學生（含張美惠）共6名，除了張美惠有成績之外，其他5位男學生的成績欄全部空白，也未註明是否入營。可以想像張美惠上課時的寂寥情況。1945年3月臺北帝大「閉校」，她也被「野放」，必須有地方掛「籍」（按，有地方工作），當時赤十字病院院長是堀內次雄（1873-1955），是張美惠父親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的老師，她於是得以到該病院從事醫療事務。
戰爭結束後，臺灣社會經歷巨大的變動，臺北帝國大學也是變局的一部分，張美惠的人生捲入了這個不可測的變化當中，其結果超乎想像。
1945年8月15日「終戰」到日軍正式投降之間，有一段「真空」時期，為維持社會治安，郭琇琮（1918-1950）等人組成「學生聯盟」。郭琇琮是張美惠弟弟寬敏在臺北帝大醫學部的學長，和寬敏交情很好，常出入張家醫院。當時為支援（男）學生隊，也組有女子學生隊，由張美惠擔任隊長。由此可見張美惠有勇於任事的一面。附帶一提，郭琇琮生於1918年，士林人，1940年和幾位同志（包括曹永和）創立「士林協志會」，曹永和（1920-2014）在回憶錄中多處提及他。在白色恐怖最初期，1950年5月郭琇琮和妻子林雪嬌（1925-）一起被捕。該年11月28日郭琇琮和臺大醫學院副教授兼臺大醫院內科主任許強（1913-1950）等14人一起被押至馬場町處決。林雪嬌判刑10年，服滿刑期，後改名林至潔，出獄後從事教學和翻譯工作，譯有《呂赫若小說全集》（上、下二冊）。
1945年11月15日，代理盟軍接收臺灣的新統治當局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這是今天臺大校慶日的由來，戰前「臺北帝國大學記念日」（相當於校慶）是5月17日。臺北帝國大學於是變成國立臺灣大學，張美惠因為學業還沒完成，繼續留下來讀書。
臺北帝大被接收後，歷經很多制度上的變化，以及校方高層人事糾葛，在此省略不談。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以校務委員身分代理文學院院長的林茂生失蹤，咸信遭遇不測。由於時局肅殺，到3月下旬，臺灣學生沒人到校，學校通知3月26日正式上課，學生註冊報到限25日截止，逾期不到者取消學籍。對於這一段歷史，我們所知仍不夠具體和翔實。
戰後臺大新成立「華南人文研究所」，由法學院院長周憲文兼任所長，1946年4月1日聘任兩位助教朱家貴和卜新賢，皆為浙江人，都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卜新賢是文學院史地系畢業生；周憲文原為該校經濟系教授，兩位年輕人可能因為這層關係而來臺灣。該年11月16日，華南人文研究所遭解散，朱家貴離臺返回中國大陸，卜新賢則轉任史學系助教，在該系南洋史學研究室工作。1947年7月張美惠畢業，8月受聘為史學系（後改稱歷史系）助教，兩人成為同事，發生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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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新賢任職臺大時所留資料照片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藏） |
在這裡，我們須回頭略敘張美惠求學經過。張美惠原先跟著岩生成一教授學習，但1946年年底，岩生成一返回日本，張美惠改隨桑田六郎教授學習東西交通史，1947年6月提出畢業論文〈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暹交通〉，順利畢業。張美惠是從臺北帝大「具體」過渡到臺大的一個例子，改制後她是三年級生，兩年後成為史學系第一位畢業生，也是臺大文學院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
1947年12月8日晚上六時許，卜新賢在臺大昭和町（約今青田街一帶）單身宿舍「被人誘出失蹤」，校方於11日發文給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司令彭孟緝，因「事關全校員生安全」，「請調查本校助教卜新賢下落」。翌年2月2日，卜新賢失蹤將近2個月後，彭孟緝發公函給臺大，事由為「貴校助教卜新賢參加共黨案已移送法院審辦」；說明：一、貴校史學系助教卜新賢參加共產黨充任要職經本部拘案訊據供認不諱；二、已將該卜新賢連同案卷移送台灣高等法院檢查處依法審辦；三、請查照。臺大當局於是依公教人員懲戒法之規定，解聘卜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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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11日臺大校方致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司令彭孟緝公文
（檔案管理局藏《調查卜新賢下落》檔案） |
卜新賢的際遇，無文獻可徵，筆者因而詢問兩人的舊識賴永祥先生，承蒙懇切回復，才略得重建一二，[1]茲引述於下。
卜新賢被捕之後，不久遭免職，「認識卜新賢的人們，都裝與卜新賢無關，張美惠對外尤其需要如此。當卜新賢刑期確定後，監獄准許張美惠來面會及通信」。卜新賢被關了1年又2個月，於1949年2月獲得釋放，同年5月和張美惠結婚。這是在二二八發生後不久，當時社會上普遍無法接受臺灣人和外省人結婚，這種情況一直到1980年代，仍有所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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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日彭孟緝致臺大公函
（檔案管理局藏《調查卜新賢下落》檔案） |
關於他們的婚姻是否有受到阻力，賴永祥先生說：「卜新賢是隻身來台，與張美惠同為歷史系助教，相處甚好而戀愛，卜在監獄，美惠始終堅持。為愛女，美惠的父親認了，但張美惠的友人同僚不同意甚至反感者甚多。」卜新賢出獄經過一段「無職」日子後，找到臺北市立商業學校的夜間部主任的工作。雖然對於這段本事，我們所知仍不多，不過，張美惠忠於感情、勇於抉擇的身影，卻生動地浮現出來。
張美惠不只具有學術研究的興趣，也很有著述動力，1951年12月她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期發表〈明代中國人在暹羅之貿易〉；1951年12月張美惠用筆名「辛逕農」，在《臺灣風物》創刊號發表〈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分三回至1952年2月刊完，這很可能是臺灣戰後第一次有臺灣人利用荷蘭文獻撰寫文章。1952年賴永祥邀請張美惠和卜新賢一起撰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因二人準備出國留學而延擱，此書一直到1960年才刊行，評價不錯。
如前所述，張美惠在戰前撰寫的〈臺灣の家庭生活〉受到金關丈夫賞識，臺北帝大教授宮崎孝治郎在其論文〈生態支那家族の制度と其の族產制〉中也引用該文，而那時候張美惠還是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的學生，還沒讀大學！南洋史學是張美惠的興趣之所在，她為這個專攻所做的語文準備，在今天仍然令人望塵莫及。她的第一外語是英文、第二外語是德文，後來向岩生成一學習荷蘭文，向箭內健次（1910-）學習西班牙文，戰爭期間還向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於1944年改稱）的竹村猛學習法文。綜合來講，張美惠懂英、德、荷、西、法等西方語言，加上日文、中文和臺語。從優秀的學術人才很不容易培養的角度來看，張美惠後來無法有發展的機會，實在很可惜。
1953年張美惠在勞神父（Arturo Rodriguez）的推薦下獲得西班牙政府的夫婦獎學金，於是開始準備出國事宜。1954年8月張美惠由助教升等為講師，卻於年底提出辭職書，內容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謹啟者：鄙人自畢業後即蒙留母校任職迄今七年有餘，辱蒙鈞長愛護良深、盡詳指導，實銘感難忘。茲以鄙人已於九月間獲得西班牙政府之獎學金，擬赴該國研究南洋史，並蒐集資料，冀有益於母校。現一切出國手續均已辦妥，即將起（啓）程，因此校內工作難於繼續，懇請准予辭職解約為禱。
此上
歷史學系主任李
文學院長沈
校長錢
文學院歷史系講師張美惠 (印)
如果我們只看辭職信，會以為張美惠為了出國而辭職，其實不然。她原希望能辦理留職，但最後被迫必須辭職。此外，她原預定9月前出國，結果12月才拿到出國許可，導致獎學金中斷，在西班牙生活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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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惠1954年的辭職書原件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館藏） |
1954年12月26日卜新賢和張美惠出國，隔年2月1日抵達西班牙馬德里。1956年6月張美惠完成馬德里大學的博士課程（並未取得博士學位），在學術機構擔任無給職的研究員，卜新賢則在中華民國大使館工作。1959年10月長男誕生。1972年，張美惠和卜新賢分別在馬德里大學擔任「日本學」和「漢學」講師。1973年3月西班牙和中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大使館關閉，卜新賢失去工作，兩人也喪失教職。為了生活，夫妻於1974年6月底開始經營中餐館，至1994年6月底結束營業，剛好20年。張美惠於2008年過世。
張美惠是臺北帝大3位臺灣人女性大學生中的1位，不管是就殖民地而言，或以整個日本帝國來說，都可以說到達了女性知識青年所能到達的高峰。她在戰前就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是那種在廣義的「日本人」當中的漢民族，想成為不輸日本人的「日本人」。以此，她戰後的際遇，格外反諷。臺大於她，有很多不愉快記憶，她在臺大時，有一位教授盜用她的作品，他們在西班牙時，卜新賢的作品也為同一位教授所盜用。晚年她痛心說道：終戰前一切順遂，終戰後一變成「中國人」，命運就狂亂起來。……我也自動變成「中國人」，於是一路狂亂下去。
差堪可慰的是，她沒有和過去以及南洋史完全切斷關係。她在西班牙時，岩生成一教授、箭內健次教授以及聖心的海老澤有道教授都曾來訪。1982年她訪問日本，受到恩師青山定雄教授（聖心時的兼任講師，後來成為唐宋史與中國歷史地理名家）、海老澤有道教授的歡迎，也和小學校、高等女學校及聖心的同學見面。1986年再度訪日。1996年日本評論家川村湊在《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講談社）一書中批判《民俗臺灣》的性格，涉及金關丈夫（當時已過世），張美惠很不以為然，認為川村湊無法理解金關的真意，1997年12月在《日本歴史》發表〈金関丈夫氏と『民俗台湾』と台北帝大と〉，為金關教授大力辯解，可說不負當年金關賞識之盛情。
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曾一度用「被扭曲的島」（歪められた島）作為書名。當然不是所有島上的人都承受這個扭曲，但張美惠和她的許多同輩的人（如郭琇琮等人），在戰後遭遇了他們再怎麼想像也想像不到的未來──或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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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新賢、張美惠夫婦1955年合影於西班牙寓所（賴永祥長老提供） |
附記：
本文所用材料，見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61期，2018年6月）徵引書目。唯在張美惠生命史的陳述上，又根據所澤潤教授的口述紀錄和研討會投影片資料，以及賴永祥先生回復筆者的電郵內容，予以增補，謹此誌謝。此文承蒙賴永祥先生提供照片，川村節夫先生和曾秋香女士指點日文，一併致上深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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